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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风范 :在梅州中学日子里

 

【丘峰散文欣赏】名师风范 :在梅州中学日子里
一個學校辦學水平的高低與學校教師的水平是分不開的。學校辦學需要名師擔綱,教學才能上去;學生讀書需要名師的指點,水平才能提高。對于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的。我是1961年從廣東梅州中學高中畢業,並以優異成績考取複旦大學的。我在讀書時是很看重名師的。名師對自己的人生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記得1955年至1958年,我在梅縣南口中學和聯合中學讀初中時,就聽說梅州中學的潘連華老師是梅縣著名的“語文大王”,教學水平很高。其時,我三哥丘遠珍也在聯合中學讀書,他是文學愛好者,訂閱《萌芽》雜志(他後來考取中南礦冶學院。他沒有成爲作家,卻成全了我),回農村老家時帶回來,我頗感興趣,每期必讀。記得當時有上海阿章的《寒夜的別離》和貴州李起超的小說,我都很喜愛。(後來我才知道,阿章因爲《寒夜的別離》而遭“文字獄”被發配到甯夏改造,直到80年代才回到上海,其時,他在《上海小說》雜志,我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小說,我們成爲朋友)受《萌芽》雜志影響,我酷愛文學,自己也曾嘗試寫小說寄《萌芽》,當然被退稿。但我的“文學心”從未泯滅,想當作家。我在《立志:在南口中學的日子裏》一文中,記述過我初一時的班主任熊錦英(她也是語文老師)在一次叫“我的志願”的主題班會上,叫我發言時,我大膽地說,我將來要做作家,同學們都大吃一驚。後來我終于做了作家,當了教授。這是後話。這些都是錦英老師、連華老師對我培養的結果。爲此,我常常記著他們。

我記得,那時我考梅州中學是“沖”潘老師面來的,也是想在將來能考名牌大學中文系,做個作家。當時,我聽說連華先生是梅縣著名的“語文大王”,而且據說是中山大學畢業生,還是閩粵贛遊擊大隊的大隊長,他不僅語文教得好,而且文章也寫得好。我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我下定決心考梅州中學,一心想拜連華先生爲師。那年,我從南口中學轉學到聯合中學讀初三。因爲我從鄉下的中學轉到城裏讀書,班級同學大都是城裏人,不像我在南口中學的同學,幾乎都是鄉下孩子,爲此,我和那些同學有些隔膜。只埋頭讀書,很少跟城裏同學往來。後來,我如願以償考取了梅州中學,而且很巧的是,連華先生正是我的班主任。

當時的梅州中學不像現在這個樣子,是省重點中學,不在東山中學之下,在省裏也是名列前茅。她蓬勃向上,充滿魅力,學習氣氛濃郁,早上6點鍾就到校早自修,晚上大約六點半左右晚自修。同學們很自覺,競爭心很強,老師的責任心也很強。每年高考,都有不少學生考取清華、北大、複旦國內前三名的大學。我記得好像是江歡成院士這一屆,考取清華大學的就有7名!今年4月25日,上海的梅州中學校友聚會,慶祝母校成立105周年。江歡成院士還深情地回憶起當年梅州中學的盛況呢。據說有一年梅州中學高考獲得全省第三名。那時考大學不像現在這麽容易,真是百裏挑一,考名牌大學更是如上青天,難上加難。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梅州中學師資陣容強大,有全縣聞名的“物理大王”張弼宏、“數學大王”鄧添保,“語文大王”潘連華,化學有林若蘭老師,語文還有上課非常生動的林玉新老師,外語有丘慧珍老師,地理有郭德明等老師。此外,還有許多青年老師都很有水平,像語文老師陳俊奎等,這些老師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些名師首先給我們的印象是他們教學認真。那時的老師除了教學,沒有其他的生意經;除了拿工資,沒有在學生和家長身上榨油的想法。“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韓愈的名言,也是老師的座右銘。潘連華老師博古通今,每次上課既扣緊教材,抓住要點,認真解析“字、詞、句、篇”,還能借題發揮,講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識,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上得生動活潑。上作文課時,他能調動同學們的積極性,既以範文爲例,又不限死題材,最大限度地發揮同學們的積極性。另外,他對作文認真批改,每次總是用紅筆在作文邊上圈圈點點的,還寫評語。我記得在大躍進時,我寫過贊美大躍進的民歌,很幼稚,潘老師作了認真修改,我至今還保留著這份珍貴的作文。他戴一副眼鏡,微胖的臉總是紅紅的,看到同學總是笑眯眯的,很親熱。有時,你看到他時,還沒開口叫“連華先生”,他已經先叫你了,給人一種親切感。他不太批評同學,而是鼓勵學生,例如,他每次批好作文,發給大家後,總是表揚寫得好的同學,指出好在哪裏;對平時作文不太好的同學,只要某個方面有所進步,他也給予表揚,使大家覺得作文並不難。當時班上作文寫得較好的同學除了我之外,還有李鍾生,應該就是現在有名的廣東作家李鍾聲。我記得他沒有讀完高中就去參軍了,後來成爲大名鼎鼎的作家、記者和編輯家。我原來的名字也不叫丘峰,這是我發表文章時用的筆名,後來因爲別人都叫我丘峰,我只好割愛,把父母給我的名字改了。所以,在梅州中學的檔案裏是查不到丘峰的名字的。現在,在我原來高三丙班的同學中,也很多人不知道丘峰是何方人士。潘連華老師很注意用自身的知識力量來教育同學。潘老師博學多才,這除了他在上課中精彩之外,而且還經常在報上寫文章。我清楚記得他除了用自己的名字之外,還用“小喬”的筆名,在《南方日報》、《汕頭日報》、《梅江報》等發表文章,每當我們看到校園報欄上貼的報紙上有他的文章時,大家都很興奮,對潘老師的真才實學表示由衷的敬佩,在某種程度上也激發了我們的想像和決心。

潘老師的知識和榜樣,更加激發了我的這種決心。那時,我除了學習好數學、物理等理科外,我更多偏重文科,並且下決心將來考複旦大學中文系。我記得當時在潘老師、林玉新老師、陳俊奎老師等人的帶動下,學校辦了《新梅中》黑板報,出現了蔡洪聲(宏生)、李鍾聲、林君青、劉滿紅等少年作者。那時,我們都在《羊城晚報》、《南方日報》、《汕頭日報》、《梅江報》上發表文章,潘老師把這些文章剪下來,貼在老校門右邊的作品欄中,這無疑激勵我們的學習積極性。多少年以後,這些人中有的成爲活躍文壇知名教授、作家、記者和企業家。後來,我和蔡洪聲到深圳出差時,都還會拜訪潘連華老師。不幸的是,著名作家、學者蔡洪聲前些年英年早逝了。那時,不僅潘老師等人鼓勵我們,而且張弼宏、鄧添保、鄧岱元等學校領導也經常鼓勵我們,凡有報社來人找我們,學校領導總是熱情接待。記得有一次我和劉滿紅同時在《汕頭日報》“韓江水”副刊上發表文章,占了整整一版。不久,《汕頭日報》的記者程賢章到梅縣,學校領導通知我和劉滿紅去江南的縣委招待所。待我們去後找到程賢章,自報名字時,他帶著驚訝的神情,仿佛聽說公雞下蛋一樣驚奇,再三詢問我們的名字,當他肯定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兩位少年就是丘滔珍(我當時的名字)和劉滿紅後,不禁哈哈大笑說:“我還以爲在梅州中學發現了兩位女作者呢,原來你們是男的!”

幾十年後,當我和程賢章老師談到這件事時,大家都大笑不已。而且,後來,我不僅拜讀程賢章的作品,也在上海我妻子編輯的大型刊物《電視?電影?文學》上發表他的長篇小說。我還在《文彙報》、《文學報》、《南方日報》和《羊城晚報》等報刊上寫了不少關于他作品的評論文章呢。至今,我們還常有往來。前年,他創作六十周年慶典時,我和妻女特地從上海回來參加。其時,我的女兒正好在上海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並獲得50萬元獎學金。于是,大家舉杯,互相祝賀,特別高興。這大概就是緣吧。這是題外話了。梅州中學名師對學生教育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很注意引導學生樹立遠大理想。諸葛亮說“志當存高遠”。立志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在學習階段,更要有志氣,有前進目標,這樣學習才有動力。潘老師總是鼓勵大家心中要有理想,這種理想是很現實的,例如,你准備考文科還是理工科還是醫農林科;你准備考什麽大學?考北京、上海還是廣東?在平時,他總是有意無意聊聊,並且根據你的實際情況作些指導。我記得在臨高考前,他多次鼓勵我考北京大學,也叫劉滿紅考北大,我因怕北京天冷和吃窩窩頭,不想去北京。而且我小時候讀了不少關于上海、杭州、蘇州等有關江南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書,對上海的十裏洋場和蘇杭的美麗十分向往,下決心考複旦大學。潘老師明白我的心思後,便鼓勵我考複旦大學中文系。我現在還清楚記得,當時我曾先後七次填志願表(我至今仍不知道當時爲什麽要我們填七次志願表!),我都毫不猶豫地第一志願填上複旦大學中文系。當我後來赤腳走進複旦大學就讀後,受到郭紹虞、劉大傑、朱東潤、趙景深、蔣孔陽等等衆多大師級的教授的教誨時,我的腦海裏時常浮現出潘連華老師和善的臉和充滿期待的目光。

“立志”是一回事,但如何通向理想的彼岸又是一回事。好高骛远与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树立了信心还要有毅力,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扎扎实实的苦读精神。我记得当时读书确实是很苦,但更苦的是没有饭吃!那时正是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大饥荒,我亲眼看到在公路边,有个老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去的悲惨场景。我当时是农村户口,按规定每月只配给12斤稻谷,折合成大米最多只有8斤米!那时终年吃不到一块肉,吃不到一两油,终日饥肠辘辘,饿得头昏眼花、有气无力。正在我刻苦攻读的时候,有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我母亲挑着柴米到城里来,看我辛苦,便买了几只癞蛤蟆给我吃,想补补我的身子。结果事与愿违,我当天晚上严重中毒,经医院抢救才夺回了生命。就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我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当时一遍一遍读古文、背历史、默英文。高考前的一天傍晚,我和两个同学在校园大礼堂旁的巨大的桉树下读书。突然,蓝蓝的天空上出现桔红色的大片霞光,在微风吹动下,逐渐积聚出各种美丽的图案,看着这绚丽的景色,我惊呆了。我立刻省悟到: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灿烂的前程,示意着我的美好未来。我当时激动地对同学说:“我的未来就是复旦大学!”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理想很快实现了。记得是1961年8月18日的一个下午,与我同住在金山巷古凤芳家的陈谋忠,穿着木履从梅州中学看榜回来,刚进大门就高声呼喊:“阿滔珍,你考取了中山大学!”那时我正在房间里,不相信他说的话,我自信地说:“你说错了,我考取了复旦大学!”陈谋忠跟我争辩说,红榜是刚刚贴的,他看得清清楚楚,红榜上明明白白写着我录取中山大学。那时,我在金山巷住地,根本没有到学校去,当然不知道录取通知书来了的事。我不再争辩,拉着他再到学校看榜,结果在校门口的大树干上挂着的黑板上,贴着巨幅红纸,上面写着:“丘滔珍,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陈谋忠惊奇地问:“你怎么这样相信自己呢?”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实力!陈谋忠突然想起,在我的房间里,已经把被子、箱子等行旅打包好了。而且,我知道等到发榜时是买不到票的,我提早十天买了到广州的长途汽车票!后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时,我看到自己的考分相当高,语文和政治都是高分,其中历史考了99。5分!自信,是建立在刻苦积累知识的基础上,这是老师们教会我的。多少年以后,当我在上海与江欢成院士(上海东方明珠总设计师)和廖万清将军(世界著名真菌医学专家,曾获全国科技奖)等人谈到母校时,大家都认为当年母校确实教会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刻苦好学的作风。                                    
1996年8月,李國豪院士夫婦、江歡成院士和我應邀回梅州參加嘉應大學“四項慶典”活動,順道回母校,李國豪院士去看望他的同學古映環夫人,我和江歡成院士去看望郭德明和丘慧珍夫婦,江歡成院士稱贊他們當年對他的教育與引導。認認真真做人,踏踏實實做事。這是我當年在梅州中學學到的處世規則。此後,無論是做人抑或在做學問,我都能做到誠實、誠信。我先後寫了上千萬字的文學創作與學術著作,我都遵循這種做人的規則,誠如我在拙著《文學的現代流向》“後記”中所說的:“我覺得寫文藝評論就是做學問,是不能信筆寫來的。做學問貴在認真。”“我只相信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才是人間正道。”不知不覺中,離開母校已經四十多年了,不久前接母校來信,要我寫點在梅州中學讀書時的感想。感慨系之,特寫下一點難忘的往事,作爲紀念。